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问题往往成为复杂问题丛的枢纽点。钱穆先生在《文化学大义》中曾断言：“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其目光犀利精准，用来判断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化使命担当，可谓一语中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要走向哪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远景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以文化强国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由此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清晰的价值指向。特别是习总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为重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命提供了时代机缘。多重视域的融合愈加强化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愈加需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自觉在思想价值创新上为文明跃升做好准备。

　　21世纪的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灯塔”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跃升的关键词。席凡宁根研讨会报告指出：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的概念，更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和文明的进程。如果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变成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体系将根据文化的最高、最明智和最持久的原则而不是最基础和最简陋的实践来设计，那么文化发展一定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所谓“文化时代”，是指把文化作为一种最高、最具智慧以及最具持久力的价值和原则，并着重于完整性、创造性、统一性、多样性、关注性、分享性以及合作性的时代。文化被视为引导未来的“灯塔”，凸显的是对文化价值的尊崇。如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主张，“经济生活、力量、技术的现实和一切有助于人们物质福利的现实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精神、智慧、道德和美学价值以达到平衡。”文化不仅值得追求，更是21世纪全面发展的主导原则之一、一种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新范式。加拿大文化学者谢弗指出，文化将在未来全球发展和人类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它不仅对个人和机构，而且对社团、地区、国家和国际的发展都起着关键作用。这个判断已显现于21世纪的人类文明实践特别是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动力机制转换之中。

　　在世界秩序变动中，文化权重上升已是国际共识，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权力结构体的构成。文化在权力结构体中的跃升不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为相互交织的非线性的杂糅趋势。也就是说，经济时代的支配力量不会在文化时代消失，而是被有机地整合到文化时代之中——当然还包括其他许多推动力。“在文化时代，广泛的注意力仍然应当放到产品、生产、消费、利润动机、资本积累、专业化、竞争、物质主义以及市场方面，因为它们符合创造物质资源的要求，而物质资源对于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及经济要求来说是必需品。”虽然物质文明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但它们已不是文化时代最重要的动力。作为一种杂糅的整体性存在，文化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文化时代相对于经济时代是一种整体性跃升，而非一种线性的取代关系。“正如文化时代的形成需要结合经济时代和其他许多因素一样——这种结合源于文化时代固有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和更加根本地对生命、生活、现实、发展，以及世界体系的认识——经济时代的支配力量也将被结合并且受制于文化时代的关键要素，而不是受到这些要素的排斥。”也就是说，作为经济时代重要特征的专业化分工不会在文化时代消失，它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并拥有自己深厚的根基。在人类文明跃升过程中，逆全球化的噪音、“文明优越论”（美国优先）固然一时甚嚣尘上，但其利益诉求在面对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侵害时的片面性昭然若揭，这种背离人类文明主流趋势的片面性价值观的喧嚣并不能阻挡注重整体性价值观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在世界秩序重构中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性与引领性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跃升的力量之一。在时代转向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思维的转变。当下，观世界的视野发生了变化，一种整体性的文明观呼之欲出，文明交流、对话和互鉴成为常态。文明交流和文化价值共享有助于消除世界上的恐惧、怀疑、误解和不信任，并化解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危机，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源自对其他民族的符号、象征、世界观、信仰和价值观的无知。只有使人民、国家和民族文化联合起来相互交流和沟通，在整体性文明观视野下共同抵御外来性力量的冲击，世界才更容易实现和保持和平、稳定、安全、团结和友谊，世界的明天才会更美好。

　　从理想状态来看，文化时代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美美与共”的整体性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最适宜的文明理念。因此，世界发展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这一体系的某个特定部分（如美国优先），而应追求人类整体发展的命运与共。可见，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其秩序的基础，中华文化的特质与价值取向最为吻合新的人类文明观。奠基于世界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动世界各民族的互鉴、交流、包容和对话，而“美国优先”的片面性价值观必然带来文明的冲突。新的人类文明观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整体性价值观，脱离这个基础，追逐过度消耗、不平衡和差距必然会破坏世界体系的和谐，从而带来局部性的冲突和霸凌行为，这自然不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期待。如果不把重点放到整体世界的最佳利益上，只单纯重视特定的几个国家或集团，那么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将是不可持续的。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特别是统筹使用疫苗，让世界上那些贫困国家的人民都能得到疫苗，人类社会才能最终打败病毒。这启示我们，人类社会已进入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世界体系已呈现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性特点，这正是文化时代的特征。新的文明观追求的是完整性的世界体系的联合与和谐，尤其需要去除某些观念壁垒和人为障碍。所谓整体性，不仅是指世界发展越来越遵循整体化原则，任何脱离整体的部分都难以独善其身，还包括世界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应保持和谐、平等的关系。作为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动力机制之一，文化对内可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对外诉诸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文明观。因此，处于人类文明跃升期，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消解“中美脱钩”的荒谬论调，使人类文明朝着命运共同体的境界迈进，各国政要应着力思考世界体系如何实现融合，而不是两极分化和。交流、磋商、合作、悲悯弱者与公开透明是新的文明观的文化基础。在世界文化秩序重构和人类文明跃升中，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把多元化价值追求融合到整体中，任由其中某个部分野蛮生长，则意味着它已丧失了自己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必然面临世界文化领导权旁落的危险。

　　整体性文化观正在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新视野。当从文化视角认识世界秩序变动时，经济、、军事、技术、商业、宗教以及精神文明等所有关系均为文化关系。当从文化视角洞察世界体系时，所有的国际关系均为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从文化视角洞悉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时，“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均为‘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并期待在新的文明观引领下凝结为和谐的、融合的、平等的关系，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自认为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发达”。世界体系不再是线性的“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联合，而是以包容性理念强调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财富和发展能力，都可以为全球发展、世界事务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历史螺旋式的发展中，命运是否再次眷顾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有着天下情怀的文明体，在历史上也主要以文化认同立国。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始终没有中断、持续五千多年，主要是因为其包容性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现实基础之一。在历史的杂糅中，张扬“欧洲中心论”和主张文化冲突的西方文明历史性地遭遇“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从而书写了“复数的文明”，人类才能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社会进步，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中国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是文化的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人类文明跃升的引领者，这种崛起是有别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既成大国“国强必霸”的文明型崛起，是对发展理念和文明形态的创新，从而能够为世界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时期以来，“重新发现东方”的呼吁在学界引发共鸣，其目的是在世界史视野中洞察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些独特性彰显了有价值意味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正是在历史上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以文化人、文德教化的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艰难困顿中依然精神不倒，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也注重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

　　中国史一再表明，中国的每一次崛起都是文化融合创新的过程，都可以说是一次文化运动和文化事件。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和治国理念。所谓“统一”是在文化异质多元共存下的统一（如文化典籍及敦煌壁画所展示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是文化多元下的和平共处，这是中华文化的秉性和文脉根基。世界现代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都是文化崛起，只有文化崛起才能以其文化价值的强大感召力赢得世界尊重。早在1940年，同志就在《新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充满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今天，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需要通过更多的文明创造和文化价值感召赢得世界的尊重。从主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提出“中国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示了中国党人和中华民族胸怀世界的文化情怀。在由中国史融入世界史的进程中，中国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在百年艰辛探索中把握住了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有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重大判断。总体上看，在世界秩序变动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世界秩序变化逐渐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始终有着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兴、在什么意义上复兴的追问。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使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讨者，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激活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要赋予其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这一认知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