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为名，足见其对人类确是一个太新的课题。17年前，当SARS最终被证实祸起冠状病毒时，已被确认会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不过3种。在那之前，冠状病毒普遍被认为主要在鸟类和哺乳动物间传播，蝙蝠常常携带大量冠状病毒。

　　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传染性有多高？致死率又有多强？如何有效防止更大范围扩散？连日来，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发问从未停止，也让这个新传染性病毒的样貌不断清晰。

　　有人认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讨论，正在改变中国人对现代医学的认知。现在，我们不妨截取这场“全民参与”的科学研究的一小段，回顾一个多月来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过程，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这个已有上万人确诊感染的病毒。

　　随即而来的是有关SARS的推测，依据则来自冠状病毒再次现身的传言。在大众记忆中，仅有SARS和MERS等少数几例与冠状病毒相关的疾病，它们均曾给疫情发生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事实上，早在1967年，生物学家阿尔梅达就观察到冠状病毒的存在。尽管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蝙蝠等动物中，但到现在为止，人类总共仅发现7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除SARS病毒、MERS病毒和此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外，其他4种仅可引起轻微感冒或腹泻症状。

　　SARS的出现大大转变了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态度。2003年，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因SARS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另据原卫生部新闻办公室通报，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不只是人、动物携带的冠状病毒也被纳入重点研究对象。

　　17年内，冠状病毒家族中类似SARS的仅出现了MERS病毒，其引发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在2014年曾造成333例死亡。

　　1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徐建国向公众发布肺炎最新研究进展，其中提到，从病人样本中分离到了一种冠状病毒。这种病毒不同于SARS、MERS或禽流感病毒，但基因组序列与SARS有相似之处。参与病原体分离鉴定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随后在站上发布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供全球科学家与公共卫生组织推进研究。

　　冠状病毒再度回归大众视野，问题随之而来：新型冠状病毒为何有与当年SARS病毒类似的高致病性？

　　研究指出，冠状病毒基因组为一条完整的单股正链RNA，长约30Kb，是RNA病毒中最长的RNA核酸链。我们知道，相较于双链DNA核酸病毒，RNA病毒缺乏矫正能力，在复制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异。冠状病毒基因组大而复杂，其转录过程也较为复杂，因此容易出现新的或再现的冠状病毒株。

　　1月21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郝沛等人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上发表的在线文章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中有一个刺突蛋白S-蛋白，能和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以及肺组织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结合，病毒可由此进入细胞复制增殖。这与SARS病毒在感染机制上类似，通过呼吸道传播和接触，进而出现人传人现象。

　　而《柳叶刀》1月25日发表的论文称，在首批确诊的2019-nCoV重症感染者中，大量患者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现象。此前SARS、MERS和埃博拉病毒等感染疾病案例证明，细胞因子风暴才是真正的“夺命杀手”，可以触发免疫系统对身体的猛烈攻击。

　　基础生物学告诉我们，控制传染病传播的基本措施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不明肺炎愈演愈烈，定位传染源成了重中之重。

　　在那之前，已有不少媒体前往探访。焦点落在“野味”上。网传图片显示，名为“大众畜牧野味”的菜单上，包含公开售卖的几十种野味，竹鼠、狗狸獾、猪狸獾、果子狸、狐狸、树熊、孔雀、大雁等应有尽有。而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果子狸被证实是SARS从动物传播到人的中间宿主。

　　十余年的冠状病毒研究成果开始发挥作用。依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23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首先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此前在云南中华菊头蝠上检测到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相比，具有96.2%的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此前研究，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

　　研究显示，蝙蝠是上百种病毒的自然宿主，其不仅能携带冠状病毒，还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等。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分析称，蝙蝠种类繁多，又喜群居，庞大的种群保证了病原的长期流行和维持。加之其具有特殊免疫系统，尽管携带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种种原因，让蝙蝠成为病毒生长的最佳“温床”。

　　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宿主与舟山蝙蝠有关，相似度高达87.99%。

　　不少专家认为，与果子狸类似，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同样存在中间宿主。1月22日，北京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表于《医学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的一篇论文指出，蛇最有可能是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然而，这种说法随后遭到《自然》杂志质疑。

　　1月24日，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朱怀球团队提出另一种可能：由于通过比较所有宿主在脊椎动物上的病毒传染模式，发现水貂病毒的传染性模式更接近新型冠状病毒，因此水貂可能是中间宿主。

　　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自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1月25日，武汉又宣布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

　　“封城”显然是有必要的。1月20日，官方就已作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的判断。

　　根据1月27日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联合研究结果，如果防疫手段在1月21日前不做改变，传播可能会更为广泛。

　　同样来自上述研究，往返武汉的旅行限制，随着旅行有效减少，2月4日，武汉以外地区的疫情规模会减少24.9%。

　　但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确有高传染性，不少研究给出新型冠状病毒基本再生数（R0）的预测，该数据表示一个病例进入到易感人群中，在理想条件下可感染的二代病例个数。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周涛认为，根据数据来源不同，该数值比较乐观的是2.8-3.3，比较悲观的是3.2-3.9，与此相比，SARS病毒的估值在2.2～3.6。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为下一步防疫工作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框架。

　　已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有三种：包括患者喷嚏、咳嗽、飞沫、呼气近距离吸入等直接传播；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的气溶胶传播；以及飞沫沉积在物品表面，通过手进入口、鼻、眼的接触传播。

　　此外，病毒对紫外线%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当然，病毒进一步变异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1月22日，南开大学副教授高山等人在中文核心期刊《生物信息学》上发表《武汉2019冠状病毒基因组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其发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可变翻译，这可能导致病毒变异快、多样性高。

　　《自然》杂志上述文章指出，当病毒在不同物种间传播时，通常会出现由于自然选择的压力而发生变异的情况，但这通常不会对新的宿主造成更多影响或有更强毒性。高山也说，根据研究结果，大部分病毒变异是中性变化，即没有增加危害性和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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