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这无疑是防控有道的体现！而近期非洲猪瘟疫情却呈现“回头看”趋势，养猪人如何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扛得住，守得住？余旭平教授分享《非洲猪瘟精准清除与新冠肺炎国内防控方案的对比》，深度剖析传染病防控，尤其是非洲猪瘟精准清除！

　　2018年中我国报告了首例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末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前者是动物烈性传染病，给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后者是新发人类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由兽医相关部门参与和组织实施，新冠肺炎由医疗机构联合全国力量正在加紧控制中。

　　传染病的防控始终围绕着疫病传播的三个基本环节，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提高易感动物的免疫力降低易感性。本文对二者的防控进行对比，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对传染病防控的认识。

　　非洲猪瘟尽管是2018年8月3日首次在我国报告暴发，但这个病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的人类传染病，即使说新冠病毒（SARS-CoV-2）与非典病毒（SARSV）具有某些关系，那么这个病也不到20年。

　　非洲猪瘟病毒是DNA病毒，耐受性极强，仅感染猪；而新冠病毒是RNA病毒，冠状病毒科成员，耐受性并不强。非洲猪瘟为接触性传播疾病，人类活动在该病的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易感猪主要经口摄入，经扁桃体感染，也有少部分经鼻腔或经昆虫叮咬传播。而新冠肺炎主要通过飞沫（气溶胶）经呼吸道传播，也可能有一定比例经眼、鼻等粘膜，或经消化道等途径传播。

　　如果说这两种病有什么相似性，可能是它们的潜伏期都相对较长。新冠肺炎的潜伏期1~14天，通常为3~7天左右（个别报道说可达24天或更久）；非洲猪瘟潜伏期更长，3~21天，一般以7~15天为主。

　　非洲猪瘟病死率极高，可达90%以上，甚至接近100%，非洲猪瘟耐过猪不多，但这些猪应该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毒排毒（这是传染病的普遍规律，只是不同传染病带毒排毒比例和时间长短会不同），具体带毒情况、时间长短有待进一步研究检测。然而，非洲猪瘟潜伏期排毒量极少（主要在扁桃体），而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又需要一定的剂量，因此潜伏期基本不会构成大的传播威胁。

　　新冠肺炎总体病死率不高（尽管重症病死率较高）。新冠肺炎存在较严重的潜伏期排毒问题，而且许多病例CT片指向新冠肺炎疑似，而核酸检测结果长时间（甚至始终）呈阴性。此外，按两次检测阴性等出院标准出院的康复者还可能复发，或者高比例再次检测出核酸阳性，推测新冠肺炎临床“康复者”可能会存在偏长的带毒排毒时间（仍然是传染源）。更为严重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呈隐性，是新冠肺炎重要的且隐形的传染源。

　　这两种病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两种病都没有疫苗，都需要采用经典的传染病学理念进行隔离防控。

　　3.新冠肺炎“战疫”打响后，防控除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应收尽收”集中隔离治疗外，还进行了人群流动控制。即尽可能地把传染源和易感人群“按住”原地不动（类似军事上的“原地卧倒”），以尽量减少疫病的传播和扩散风险。感染个体经过一个潜伏期后暴发出来，然后把病人收治（也及时控制了传染源），把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这样的操作与非洲猪瘟防控的精准清除（民间俗称“拔牙”）非常相似。一定意义上讲，这可以理解为新冠肺炎的“拔牙”：即“原地卧倒”，把所有潜伏（包括隐性带毒的传染源）和发病点（个体）逐一拔除，最后战胜疫病。

　　从两个病的特征对比看，非洲猪瘟相对“直来直去”，而新冠肺炎有点“扭扭捏捏”。因此，相比于新冠肺炎，非洲猪瘟的防控原则上应该相对容易。

　　当某种新的传染病袭来，我们通常会手足无措，我们不知道谁感染了、谁具有传染性、谁是传染源，因此按照经典的传染病学防控理念进行隔离防控一定是最合理的举动、最好的策略。经典隔离防控理念就是将所有动物（人群）进行“孤岛化”管理，“原地不动”，因为传染病就是在动物与动物、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活动交流中，通过空气、接触（直接和间接接触）或食物饮水污染等传播的。只要在传染源与易感动物间建立起一道有形或无形的屏障，让传染源与易感动物“见不着面”（没有任何关联），传染自然会被阻止，传染病自然会消亡。

　　精准检测清除（“拔牙”）成功的核心是阻止传播，“原地卧倒”是其中的重要策略（当然还需配合早期检出、定点清除、消毒等多项技术措施）。非洲猪瘟入侵猪场并在场内传播，最主要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引起的，因此精准检测清除操作的第一要务是将人员活动限制在尽量小的区域范围内，不串岗、不交叉、不来往，并禁止开展除了为猪保命（即只提供基本的饲料、饮水和环境控制）以外的任何活动。我们把这种操作状态俗称“原地卧倒”。

　　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目的就是控制武汉市的人员外出，控制传染源扩散，同时也控制武汉之外人员向武汉的输入（当然这些输入易感人群中的一部分会因为感染而成为传染源，若不加控制，一段时间后则会向外输出）。

　　可能正好是春节放假期间，在武汉封城的同时，国家提出了居家隔离14天的倡议（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要求大家少出门，不聚集、聚会、聚餐，不走村串乡拜亲访友等。这也就是“原地卧倒”，是一种“孤岛化”隔离防控传染病的思维和操作。

　　武汉封城，加上人员不出门居家隔离，控制的主要是传染源和易感人群；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的“原地卧倒”控制的也是人，但这些人是传播媒介，当然猪场通过控制人的生产活动，“原地卧倒”也控制了传染源的移动及其与易感动物的接触机会。由此可见，“原地卧倒”从传染病防控的三个基本环节都进行了有效介入，把传染源与广大的易感动物（人群）进行了有效隔离。

　　只要隔离措施到位，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传播（理想化的状态下），等待一个潜伏期，该发病的也就都表现出来了，一个最长潜伏期后新增病例一定归零，因此，不管是新冠肺炎还是非洲猪瘟，什么传染病都能得到控制。

　　随着疫情的暴发和形势的进一步严峻，一些省市（如浙江、广东等）迅速加强了人员移动管控，启动了小区封闭管理等操作，这是“原地卧倒”操作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

　　“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是新冠肺炎的防控口号。前半句是控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域内的疫情扩散，是内源叉污染和扩散的防控，是核心。后半句是防控外源性输入，犹如非洲猪瘟生物安全防控的“挡住外面”口号。相对地，对于湖北武汉等内源性疫情较重的区域，“外防输出”可以不作重点。这有点类似“拔牙”相持阶段，一定会以解决内源性扩散问题为主，会适当对“挡住外面”的执行力度（特别是因应急需要输入“拔牙”人员和物资时）较正常猪场适当降低。

　　“内防扩散”是防控核心，因此原则上，武汉应该在封城的同时配套做好小区封闭管理、传染源控制等工作。武汉是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仅仅把武汉作为一个整体封锁起来是不管用的，必须对内部进行进一步细化网格化管理，真正达到“孤岛化”，才能阻止疫病的进一步传播。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浙江、广东等省市的防控意识应该更到位，或至少到位更早一些。

　　同样地，对于非洲猪瘟的精准检测清除防控，我们仅仅把一个猪场封起来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管理和“拔牙”操作，或仅仅简单地把死猪拖出去也是不行的。若这样，这个场一定会不断有猪感染发病，拖到最后一定会几乎所有的猪都感染发病和死亡，这不是精准检测清除。

　　1.“原地卧倒”必须彻底到位。若人员要移动（如进舍采样、定点清除阳性和关联个体等），必须保证鞋子是绝对干净的（更换雨鞋、烧碱消毒盆中站着浸泡、用长板刷彻底刷洗），保证手是绝对干净的（戴手套，并用烧碱清洗），保证衣服裤子是安全的（穿防护服，并用消毒毛巾进行全方位彻底拍打，或有条件的彻底风淋，将任何污染的浮尘吹走或拍除，粘着的即使带入猪舍也绝不会掉下来），甚至还需要戴头套、帽子、口罩等进行防护。此外，人员（包括车辆等）移动必须走在经烧碱反复喷洒湿润的红地毯上，保证行动过程的绝对干净和安全。

　　2.送料、送餐采用“摆渡”方式。在一些老场，猪场自配饲料，饲养员拉料喂料。这样的猪场“拔牙”期间必须改变传统的饲料运送模式：第一，首先需要进行认真分区，划好红线，保证饲料加工车间和饲料的绝对安全；其次，考虑到大环境和道路污染，在保证车辆车厢内绝对干净安全的前提下，将饲料从饲料加工车间专人专车“摆渡”运送到每一栋猪舍。同样道理，将“原地卧倒”员工的餐食以同样的“摆渡”方式运送到每一栋猪舍门口，隔空打菜打饭。

　　3.及时检出阳性病猪，甚至采用唾液、扁桃体粘液、鼻腔拭子等采样方法，尽早检出早期感染个体（阳性携带者）。与此相配套，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选择好的采样工具和样品存放保护方法，选择高效灵敏的核酸抽提试剂盒和敏感特异的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等，甚至还需要关注荧光定量PCR仪的质量，只有拥有好的“拔牙”工具，才能保证“拔牙”的成功。

　　4.清除操作时，采用红地毯、彩条布、密封篮框、铲车等方式，尽量不让猪脚落地，保证病原少散落扩散；清除操作之后要消毒到位，不留死角，尽可能不留一个活病毒等。

　　只有这样把每一个环节做好做到位，才有可能经一个最长潜伏期把新发病例归零，才能看到精细检测清除的成功。

　　非洲猪瘟刚传入猪场，即使当初传入再凶猛、再严重，被感染动物（随后排毒成为传染源）的比例也不一定会很高，及时检出这些感染动物就可以明确传入和污染的范围，及时定点清除可以消灭传染源，最后控制疫情。

　　新冠肺炎的这一阶段防控也是以控制传染源最为便捷、容易和经济。然而，湖北武汉疫情防控初期有点手忙脚乱，很多防控意识没有完全到位，没有及时控制所有的传染源。这其中可能有医疗资源不足的原因，也可能有医学上通常以个体治疗为导向的惯性思维的缘故。前期（直至武汉封城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武汉许多确诊的轻症病人没有及时入院收治和隔离，也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管控措施，有一些仍处于“居家而并不隔离”的状态，甚至还到处外出晃悠。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放行进京，就是将传染源随意放出去，不管控，也是防控意识没有到位的体现。

　　对于传染病来说轻症还是重症，只要向外排出病原微生物、具有传染性的都是同等重要的传染源。传染病防控的首要任务一定是控制传染源，控制传播，而不是治疗，不是努力把重症患者抢救回来（当然也需要，但需排序在后）。因为传播没有控制，病人会越来越多，抢救最后一定会来不及，会死亡更多的人。武汉当初就已显现了该现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的防控应该首先启动方舱医院、启动小区人员封闭管理等，或至少要与火神山、雷神山同步开展。

　　相比较于人医注重个体治疗，兽医需要对付的主要是传染病等群发性疾病（经济动物必须考虑经济性，群发疾病防控才划算。当然，伴侣动物可以个体治疗为主），因此兽医对传染病学的群体防控理念通常会更强一点。当然，兽医有一个人医不具有的优势，那就是扑杀传染源，甚至可以误杀、不惜代价扑杀几公里范围的易感动物，以避免万一其中某一个体感染而成为传染源。

　　养猪界在非洲猪瘟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