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理念有效落实到教学的各环节中，离不开任课教师对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复旦通识“教与学”栏目将持续推送来自校内外通识课程教师的教学感悟、研究成果、心得体会。

　　张大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及全科医学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国际医学史学会（ISHM）科学委员会执委兼中国国家代表。

　　代表性著作及成果：《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医学史十五讲》《医学人文学导论》、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iomedicine等。在Lancet、Hastings Center Report、International Archive of History of Science、《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杂志》《医学与哲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2104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医学人文学科在医学教育中的不同价值和作用，以期对医学人文学科是什么和为什么重要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基于以往的尝试，医学人文学科既是通识教育课程，旨在为医科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医学和卫生保健知识；同时它也是医学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能够让医务人员从医学的历史、哲学、社会维度加深对医学的理解，是提升医生专业素养、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

　　临床医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临床医生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更是急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解除病痛的病人，这就决定了临床医生需要广博的知识与精湛的技能。如何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如何在临床教学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提升诊疗技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他著名的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把世界当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来看待，伯林认为狐狸的思维是度的；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性的，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或是一个基本理念，不管世界多么复杂，刺猬都会把所有的挑战和进退维谷的局面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任何与之无关的观点都毫无意义。对于临床医生来讲，据此两分都不合适，合格的临床医生应当是“狐狸型+刺猬型”的复合型人才，即既是一个能够凭借诊疗技术精准施治的专家，又是善于与病人沟通，注重身体疾病治疗和心理安抚结合的能手。医学人文与临床医学的课程整合对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医学人文教育既是通识教育，也是专业教育，我们需要将医学人文课程融入基础、临床、公共卫生、护理等专业课程之中。

　　在中世纪的学校最初形成大学时，体现在大学构架上的知识基本划分，反映了知识的不同应用以及对象的差异。博雅教育在西方历史上基本是指以古典“七艺”为核心的教育，“七艺”又可分为“三学科”(文法、修辞、论辩)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博雅教育与其他专业技艺不同，旨在贯通知识，羽化心性，养成博雅，造就高贵的精神气质。博雅教育扮演着大学专业学习的预科或类似于今天公共课的角色，修读完这些基础科目后，可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学习。三个学院不仅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上规约了他们的学生，而且也训练学生把专门知识应用于实践。医学院讲授各门自然科学，尤其是那些称为“生物科学”的学科，法学院讲授各门道德学科，现在称为“社会科学”，神学院则讲授《圣经》及相关的宗教知识。医学探究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而法学探究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知识，神学则探究涉及人与上帝关系的知识。医师、律师、牧师是最早的职业，且都建立了职业规范。

　　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呈现出不断分科化、专业化的趋势，加上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对专门人才需求的增加，传统的博雅教育受到冲击。尤其是1910年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标志——《弗莱克斯勒报告》(Flexner Report)发表后，医学教育突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实验研究的重要性，医学预科教育也围绕着申请进入医学院所需的科学知识和实验方法来安排课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生命维持系统等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伦理、法律问题，以及病利运动、医疗纠纷频发等，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了一个关于一般医学专业教育和医学院预科教育的报告，呼吁预科课程改革，尤其是指出应当减少一部分主要用来区分在医预阶段的学生差异而与医疗实践关系不大的课程，增加一些与医疗保健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在培训中强调医生的道德和职业发展。

　　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代表的“医生/科学家”医学教育模式，建立了基础医学科学和全日制临床医生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与医学科学水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则对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社会课程有所削弱。1966年，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对84所医学院的调查问卷显示，只有10所开设了医学人文类课程。1969年，来自芝加哥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人文学科的教授成立了“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标是促进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明确的内容，以纠正当时医学教育中的三个倾向，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学中心论(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于机械论医学的教学(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委员会呼吁应当在医学院增设有关人文教育的教席，以制衡医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①。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日显突出，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开设了与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许多大学还设立了跨学科的医学人文学研究生培养计划，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医学人文教育再次被整合到医学教育体系之中。

　　人文知识作为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并不是今天的创新。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医生应具备哲学家的全部最好的品质：无私、谦虚、高尚，冷静地判断，具有必要的知识，不迷信。中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则指出，欲为大医，除医学知识外，还需涉猎五经三史、诸子庄老。由此可见，医学的人文传统历来为医生们所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医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医学分科的不断细化，学科分支的不断增加，更多的课程提供新知识的传授，医学生培养更加注重实验室技能的训练，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被逐渐压缩。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提出医学人文学科是培养应对复杂医疗问题和医患关系的能力的基础。

　　医学人文学科在医学院的课程体系中，大多依然是分学科安排课程。国内外医学院校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不尽相同，但从课程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涉知识的价值，如医学哲学和医学史课程，目的是培养对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的理解以及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和批评意识；二是关涉医学技术的道德价值和医学职业的价值，如医学伦理学，目的是强调医学研究和临床技术的应用必须符合伦理准则以及医生的职业精神，如同情、宽容、尊重、理解和正直；三是关涉叙述的价值，如医学与文学、医患沟通学等，增强医生对临床病史和患者经历的敏感性和在交流中使用修辞策略的灵活意识。当然，为了丰富医学生的知识、拓展视野，还有一些学校开设了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治疗艺术等课程。

　　无论课程体系如何建构，这些课程一般被视为通识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敏感性和临床实践中的优雅风格。如医学史、医学伦理学等学科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文化与社会境遇中生命科学与医学如何发生，文化如何与疾病个体经验相互作用，理解医疗实践的方式。医学的文学与艺术，有助于拓展和培育我们观察、分析和反省的能力。医学的文学与艺术，不仅包括探讨写作、绘画等创作活动的治疗价值，如鼓励慢性病人进行创作并解释临床症状对他的意义，也涉及文艺作品在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如如何利用各种卫生宣传展览更好地帮助公众理解瘟疫的传播，如何改进社区的健康教育②。

　　虽然人们通常把医学人文视为通识教育，但其也具有专业特征，是医生岗位胜任力的基本要素，如同医生执业所需的临床诊疗技能一样。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医学家皮博迪(F. W. Peabody)就敏锐地指出：治疗病人的秘密就在于对病人的照料(The secret of the care of the patient is in caring for the patient)③。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莱格里诺(E. D. Pellegrino)再次强调了医学人文教育，不仅仅只是教授一种绅士的品质，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做出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必备的基本素质，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一样。他指出：“在临床决策中医学的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既需要客观性又需要富有同情心。”④实际上，医学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既不完全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相反，而是兼具两者的特质。临床医学不仅应基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室的数据，也应基于理解和减轻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经验。医学人文不仅仅是课程，它也是临床医疗实践的重要内容。佩莱格里诺将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看成医生执业能力的一部分，已超出了通识教育的范畴，是医生岗位胜任力的基本要素，也是医学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临床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能力。特别是对于慢性疾病，如果临床医生具有良好的交流与沟通能力，可以获得病人的信赖，增加依从性，从而提高诊疗效果，且可以减少过多处方和过度依赖技术所带来的副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展起来，除了传统医学人文课程，如医学史、医学伦理学之外，又开设了一些新的医学人文课程，如医学人类学、生命伦理学、医患沟通学等。由于中国的医学院都是本科起点，加上高中开始的文理分科，作为理科的医学生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总体上偏弱，因此，20世纪90年始，伴随着国内理工科大学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医学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开设了系列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各学校也陆续建立了相关教学和研究机构。

　　不过，对于如何构建医学人文的课程体系却存在诸多分歧。一部分学者强调医学人文课程的通识性，主张医学人文教育的整体教育目标是要让医学生及医疗相关专业的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理解行医与医疗的艺术，认知医疗实践中的人性化维度，为临床医生提供自省的镜子，从而提升医生的综合素养，以达到改善医患关系、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医学人文课程旨在培养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洞见力、创新能力、自省能力等，并激发其道德责任感。医学人文也可以作为调适医生繁忙医疗事务、舒缓压力的佐剂。

　　医学人文的通识课程一般可划分为几个模块：第一类是医学与历史、哲学模块，如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与宗教信仰、医学与传统文化、医学与民俗等；第二类是医学与艺术模块，如医学与文学、医学与美术、音乐疗法、医学与语言及医疗会话、医学摄影，以及医学与戏剧、电影及医学文艺创作等；第三类是医学与社会、伦理、法律模块，如医学伦理学、生死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卫生法学等。另外，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也有许多院校非常重视医学人文的“隐性课程”，如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

　　在上述这些课程。